自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伴随着抢救生命和预防次生灾害的工作，灾区重建这一重大课题也落在中国人的肩上。目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部分震区的恢复重建工作已经启动。在物质家园开始得到重建的同时，人们饱受摧残的精神家园又该如何重建？5月26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刚刚从震区回京的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

    记者：中科院是否已经有计划培养四川当地的心理工作队伍？您这次回京是否与此有关？

    张侃：这次回京的原因在于，前线心理援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将马上转入心理援助工作。“救”与“助”一字之差，却有本质的不同。心理援救，主要指在灾后第一时间进行心理干预，配合生命援救工作，镇定幸存者的情绪。心理救助的重点则在于心理安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灾者的心理问题将会大量爆发出来。因此，我们必须立刻建立起一个长效机制，确保心理干预工作的持续有效性。

    目前，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正在起草《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20年》纲要。20年时间的提出，并非心理学界心血来潮，这是在总结世界各国心理援助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在灾区建立心理援助站以进行长期干预，是国际上通用的心理干预措施之一。在美国洛杉矶大地震、日本阪神大地震之后，美、日两国都建立了类似的心理援助机制。之前，中科院建立了126人的救援队，以成都为基地，每天10个组，包括1个机动组，走遍了四川震区所有县市。5月21日，心理学界在四川省科技厅召开了联席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四川设置培训基地，培训四川省本地的心理工作者，准备打一场持久战。中科院心理所将整合社会资源，身体力行，在四川建立10个援助站。我们建议，全国心理学力量比较强的单位，都要在四川设立援助站。众人拾柴火焰高，帮助灾区人民更快地重建精神家园。 字串3

    从世界心理援助史的角度看，在四川设立援助站，培养当地的心理救援队伍，是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突破。心理干预是人与人的沟通，与吃药打针不同。四川很多父老乡亲不能以普通话进行交流，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培训川籍工作者。同时，心理沟通还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各地在文化和习俗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差异。培养更多深谙四川文化的心理援助人员，才可能更好地做好震后心理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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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现在是否有国外心理救援队进入我国提供援助？

    张侃：目前，日本临床心理学会专家组已经与我们取得联系，要求进入我国灾区进行援助。他们将在西南大学心理系组织培训。这些专家参加过日本阪神大地震的心理援助，经验非常丰富。世界上最大的心理学会——美国心理学会发来慰问信，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心理学会。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各国的心理援救案例，华人心理学家已将大部分译为中文。现在，这些资料已经在培训课程中发挥作用。今后我国建设心理援助站点，还会与美国心理学会合作。国际心理学会执委也纷纷来函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外籍志愿者在震区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可以说，这次心理救援，是一次国际化的心理救援。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国外的灾后心理干预机制。

    张侃：各国灾后的心理干预机制并不相同。美国在每一次灾后都采取了心理干预行动。由于他们人口相对较少，这种干预主要不是政府行为，而是通过社会组织进行救援，专业组织、各种社团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之后，他们进行了大量工作，并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而且，美国的家长已经形成了自觉意识，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看心理医生。相形之下，日本政府的行为方式则比较多。例如，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建立了针对青少年的十年心理援助计划，该计划目前已经完成。另外，他们还建立了专门的儿童心理康复中心等机构。欧洲国家的情况与美国相似，心理援助主要由心理学会等社会组织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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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我们这次灾后心理救援工作的优劣势是什么？

    张侃：我们的突出优势在于：反应速度快、参与人数多。在联席会议召开当天，就有13支队伍来到前线。目前，有50支队伍，超过2000人在前线从事心理工作。这种快速、有力的反应机制，庞大的规模和广泛的社会支持，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工作较为成功。比如，斯里兰卡海啸发生以后，该国既没有政府行为，也没有社会支持，完全依赖国际心理组织的帮助，而我国四川省政府则直接指派华南师范大学与西南大学心理系的队伍进行心理干预工作，快速而有力。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第一，缺乏明确、统一的指挥系统。心理干预在我国的应急预案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可惜的是，领导心理干预工作的部门却并不明确。我们在成都的队伍受医学部领导，但心理学在国际上是一个独立学科，而非医学的分支。国际心理危机干预的第一条准则是：我们的干预对象是正常人，而非病人。他们没有任何疾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暂时陷入心理危机。心理学队伍由医学部领导并非最佳选择。我们建议，在没有形成省级指挥部门之前，各地市的心理救援队伍自行组织安排。如果能快速建立明确、统一的指挥系统，将大大提高心理干预工作的效率。第二，缺乏有序性、科学性。在美国，只有得到美国心理学会认可的人员，才有资格从事相关的心理干预工作。而我们的部分前线工作人员，并不具备心理干预的专业知识，只是略知一二的热心人。对这些热心人进行培训，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之一。第三，心理学学科建设需要加强。心理干预学科在发达国家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是，现在我国培养的专家，大都只擅长研究工作，具有大灾心理危机干预经验的专家，还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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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据悉，日本救援队有一位救援人员由于没能救出幸存者，欲引咎辞职。灾难外围的人群是否也需要接受心理治疗？

    张侃：日本救援队前来中国灾区救人，是正确、高尚的行为。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救援人员常常会产生负罪心理——自责没能救出更多生命。同时，这也与日本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系。日本人惯于把问题和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一种敢于承担的态度，但同时也说明，他们缺少一种宣泄的途径。国际研究成果表明，灾后遭受心理创伤的人群主要有三类：直接受害者，直接接触灾后现场的人群，通过媒体等方式间接接触灾难的人群。他们都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心理治疗。日本救援队这个工作人员，是第二类人群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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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怎样看待全国哀悼日对于精神重建的作用？

    张侃：启动全国哀悼日，是一个果敢而明智的举措。根据现在国人的反响来看，全国哀悼日起到了极为积极的效果。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向普通群众致哀，表明了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展示了国家的信心与魄力，激发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内在凝聚力。这对四川受灾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有着极大的心理安抚作用。受灾群众最渴求的不是金钱、物质，而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持。对他们来说，全国哀悼日是最高程度的精神安抚。这种社会支持所带来的心理干预效果，是心理救助所无法企及的。

    在采访的最后，张所长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心理救援离不开文化工作。严格来讲，心理建设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心理工作针对个体，而文化工作则针对群体，对整个社会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引导。这对精神家园重建来说，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文化部门在重建精神家园这一环节大有可为。

    “死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力。”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给四川人民带来的巨大痛楚，其烙印将长存于中国人的民族记忆中。在重建物质家园的同时，通过灾后心理干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让灾区人民重返心灵故乡，是告慰逝者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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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侃 心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IUPsyS）执委、国际人因学会（IEA）执委、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科学自由与责任委员会委员、亚太地区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迅速组建灾后心理干预专家队伍，进行一线心理救援工作。 字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