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精神卫生中心 李孟潮

【摘要】本文作者论述了中国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提出中国人人格的主要矛盾体系为 儒体系和道体系，他们和其互动形成的中道动力决定了中国人的几种人格境界。以此提出了 对中国人的心理治疗的三个阶段以及不同阶段所使用的治疗技术和治疗语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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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文化 心理治疗 　 字串5

 　 首先，有一个问题，因常被误解，不得不提出来摆在文章的开头，以澄清概念。这就是儒道平衡体系中的“儒”、“道”不完全等于哲学意义上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而更接近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某些突出的特质。当然，只限于儒道平衡的框架中去理解这两个词也许更准确，但有时，在一种理论远未达到成熟时保持某些概念上的模糊有利于理论的发展，这于我是极乐意的。下面切入正题。

 1儒体系和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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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师常会感到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如精神分析是发觉阉割来自于母亲或来自于咨客自己，而不是父亲[1]；RET治疗师发现咨客的不合理观念，但恰恰咨客的家庭和老师都认为这样的观念最合理不过。家庭治疗师发觉，家庭一进入治疗室就和气一团，相敬如宾，一出治疗室就不做作业，下次来了情况照旧。治疗时还常遇到治疗设置与文化观念的冲突，如有人就不理解治疗师为什么不能上门服务，治疗师为什么不穿白大褂，为什么不开药等等。看来，中国的咨客、欧洲的咨客和美国的咨客多少是有些不同。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治疗的技术和理论大概也多少应进行点变通吧。 几乎所有的心理治疗都有一个目标：追求变化。各个流派的分歧只是在于改变的层面和使用的技术不同。总的来说，都是追求人格三个层面的变化：认知模式，情感模式，行为模式。此三者并不是彼此独立，互不联系的。他们组成了一个系统，只要对其中一个施加影响，其他两个方面也必然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是对什么样的人应该采用对哪一方面的干预才是起效最快，维持治疗效果最长的？而且，这种干预应当在什么时候终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涉及到人格的发生及结构发展问题。 字串9

        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都达成了共识棗对人格的两大决定因素是遗传和环境。[2]对出遗传，心理治疗师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不过我们要感谢上帝，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发明出可以随心所欲改变人类基因的技术。对环境，表面上我们所做的也有限，毕竟我们不是呼风唤雨的政治家、神仙或救世主，不可能把咨客打回娘胎，让他按照我们对健康人格的理论的理解来重新生长发育一遍。但别忘了，我们和咨客在治疗室里做治疗时，本身就在制造一种环境。通过这种环境，我们可以对其固有的认知、情感、行为模式进行干预，从而发生变化，当然，这种改变是双方面的。 那么，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环境对咨客的人格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是最重要的。为我们在治疗中营造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如果我们认可人格在其最初五年就已经定型，而其后的发展变化棗如果还宽容到承认五年后还有发展变化的话棗都是不重要的。那么我们只要考察咨客的家庭就足够了。但如果我们愚蠢到要去赶终身发展观的时髦，问题就复杂了。要考察的就不只是家庭、学校、工作单位了，还要考察时代的变迁。后者的态度是为许多人不喜的，它的复杂程度也许超过荣格的“综合建构”释梦法。远不如直线因果、还原简化的思维方式来的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但后者恰好符合这样一种观点：这就是文化对人格是有重大影响的。[3]这种观点对精神科医生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对文化人类学家确是再自然不过的。 字串7

        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说，头五年的发展也是摆脱不了文化的影响的,也许在影响程度上还要大于西方人。中国的核心家庭直到当代和西方也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家庭首先是一个社会单位，家庭不是生活型的，而是生产型的，邵伏先指出：“中国家庭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他对塑造个体人格和社会角色，实现世代交替、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封建次序的稳定性及其长期延续，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的作用和效力。”[4]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次序和规范也是家庭关系法则的扩展和演变人们对家庭关系的意识是人际认知的前提。[4,p135]而且，家庭和国家存在同构效应，中国的家庭更多是家族的一部分，他们的孩子的抚养往往不是双亲的事，而是多代共同抚育。现代，中国的双亲大多数是共同工作，许多抚育工作是社会机构完成的。即使忽略这些因素，双亲在抚育过程中，也使孩子内化了文化规则。 故而从文化角度来考察中国人的人格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人人格的理解。

        正如中国人的人格一样，中国文化也是错综复杂的。它的历程一直是多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的许多方面和道家文化是叠合的，但也有和儒家文化重合的方面）。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体系，它的目的是使人达到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过程实现的，最终达到“君子”、“圣人”的境界。虽然“五四”和“文革”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消除了儒家学说的影响。但儒家文化是包含了一套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庞大的体系。中国的家庭结构保证了儒家文化仍在潜移默化地左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这就形成了人格中主要由儒家文化濡化的一面，我们称之为儒体系。儒体系表现了中国人高度社会化的一面，在情感模式上表现为对情感爆发的抑制，表达感情时趋向于间接、含蓄、内控的表达方式，以间接含蓄的方法表现感情，认知模式表现为异体中心模式[5]。

        在人际认知中，以家庭为中心，“个人”对环境的存在是采取协调、和谐的态度，个人在社会中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群体的存在。个人在整个团体中，时常表现出中庸、折衷、妥协、世故，而不走极端的性格，成为一种“耻感”的社会或文化（shame oriented society or culture）。因此中国人特别“好面子” 中国人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格，表现为对于权威经常是没有条件地接受，趋向于重视权势，易于延续惯例、因循旧习，谴责破坏成规者,不乐于太快变迁，倾向于相信命运，爱用两分法来作判断，系统逻辑为非此即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