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这样说，多角度解释的技术既是治疗症状的技术，又是引发症状变化为症状的技术，还是防止技术引发症状变化为症状的技术。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症状是话语，症状一旦生成，就会自变化，套用一句话：症状就是自己使自己变成症状的那个东西。 诸多治疗的一个共同点是领悟的获得，领悟可以看作是预期的改变，是认知改变的一种，但是，真正起效的治疗应该是认知、行为、情感的共同协调的改变。[22]领悟也是分层、分阶段的。在互动阶段领悟（insight）开始出现，总的来说，领悟分成几个方向。从纵向的角度，一是对自己所谓“症状”的领悟，即认识到自己的什么行为、思想、体验被主流文化体系判为异类的；二是领悟到自己人格中各种成分的组合或互动情况（现存状况），对自己人格的历史状况也有了解。从横向的角度：一是对个人生存境况的领悟对自己的主流文化背景的意知（aware）,认识文化体系的机制和逻辑；二是对人类现存和历史上多种次序的意知，并评定自己可适应何种秩序。这四种领悟合成为一个趋势，使咨客达到最终的行动，领悟到适应社会的同时，保证自己人格恢复自主性的能力。 字串3

         3.3更新阶段 字串6

        大多数咨客在互动阶段就结束治疗，然而，有些咨客的文化环境经常变动，或者，我们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个天性聪颖的儒-道冲突的咨客，治疗就进入了更新阶段。在此阶段，是儒道平衡治疗与一些治疗在技术上的分水岭。按照儒道平衡的理论，最终的焦点是中道动力向中道机制的变化，而大多数阐释都不是符合中道动力的性质的。因此需要阐释的阐释，并不是说不需要阐释棗那是禅宗，咱们的治疗达不到那种境界棗而是防止阐释的单一化，形而上学化。中道动力的产生是因为矛盾的存在，因此矛盾语境有利于它的产生。但此时的一些技术的应用是建立在治疗师已可以肯定咨客的中道动力已经在前述的治疗中开始意识化的基础上，否则，我们知道，矛盾语境是可引发精神分裂症的。中立语境的营造不在于治疗师说些含糊不清的话。只有当言语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时，中立语境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因为它的建立是由正向-反向、儒式-道式语境的循环运动而确立的。 字串1

         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在释梦的这一阶段，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疗技术，当然，治疗原则是不变的：即不能使咨客的文化系统固结于任何一种意向，防止系统逻辑的僵化。在此阶段还涉及治疗何时终止的问题，如果咨客只满足于临床症状的消除，则治疗师在释梦的第二阶段便应止步；但如果咨客追求人生问题的高一级解脱，治疗者也无必要裹足不前。治疗师应牢记的是：心理治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要求患者达到宗教的终极解脱的境界。因为心理治疗很大意义上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虽然它在操作过程中可能带上一些与人生某些问题有关的理论，但它毕竟没有完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作依附。心理治疗家应谨防自己成为治疗室中的哲学家、神甫、和尚或上帝。 最频繁使用的技术是双向提问棗用假设提问的方法把咨客固有的陈述引向一种极端的、不合理的情景，之后再引向另一种极端的情景。如有一位咨客对他的梦发生在春天这点印象较深，治疗师接下来的问题是“你能告诉我什么是春天吗？”，“你生命中有哪些人具有春天的特点？”，“你性格中有哪些心理特点像春天？”，另一方面的问题往往是“那么什么是冬天？”，“你生命中有哪些人像冬季一样？”，“你性格中有哪些是表现冬天的特点呢？”。双向提问法是调动中道机制的一种较好的技术，因为当话语序列进行快速双向运动时，而这两项又具有冲突的性质，中道机制会自然浮现，避免认知系统中过多的冲突。 字串9

        一般来说，双向提问法分为两个步骤:

(1)极向提问:用假设式提问把咨客的某些观念、幻想推到一个极端处境中。人在窘境中被压抑的防御自然会出现。如上面提到的咨客就可问：“要是一年中只剩下了春天会怎么样？”； 字串9

(2)反向提问：如梦境中事物带有双极性，则对隐蔽的另一极提问，以避免整体性的丧失。当然，这种做法会引起咨客的焦虑。如果咨客还不会利用合理的焦虑的话，这种做法则应放弃。

        此阶段的语境是从反反向到非反向的，但又不同于第一阶段的正向，语境摆脱了正向-反向的尖锐冲突，变成了非反向-非正向的冲突和融合和谐共存的情势。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有几点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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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对语言的处理。对某些咨客而言，潜语言的意识化是必要的。语言的麻醉作用是使人们不能达到前述纵向领悟力第2层次的障碍。于此有两种做法：一是不加区别的多角度解释；一是针对咨客的言语反向营造。双向提问虽然是应用最多的方法。但应注意重视让咨客有时间进行体验。体验的不只是所谓的压抑的情感，而是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因为只有在关系图式中，他们两者任何一方的量的变化才有可能被判定“正常”或“异常”。中国的符号系统的力量极为强大，由“名教”一说，比如说父母，有些咨客多用“我父亲”，“我母亲”，“我爸爸”，“我妈妈”这样的称呼来指陈的父母意象。随着治疗的开展，发现了超我意象（父母）被赋予过多的理想化色彩，自我语言体系被超我语言体系替代。这便是儒机制过强，在中国人中表现为自我阉割，而屈从于“名教”。为了扭转这种语言的麻醉作用，可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有时提问质对，如“你是否注意到呢，你每次都说‘我棗爸爸’，‘我棗妈妈’？”。有时要求咨客在谈到其父母始终称其名，并用其原名重述，在咨客谈到自己时也不用“我”，而用其名。当他用一个中性的、不带指称暗示的符号来审视自己与父母关系时，会很快以一种理智的态度来分析，消融自己与重要客体的固有关系模式。有时作游戏，“你的名字是父母给取的,你叫张某,张某，如果现在你是你父亲的父亲，你会给他取个什么名字？”有时要求他对治疗师直呼其名。这些做法是用于摆脱语言的麻醉作用的，也暗示了这样的指令：“符号系统不是先验的。”当然，这些从禅宗借来的做法是有冒险性的，即使治疗关系在这一阶段已经比较牢固，应用前应作铺垫性说明, 应用后应根据出现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诠释。